◎徐 瑾
说到经济学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一系列与GDP和收入相关的经济指标，这似乎与一些虚幻的幸福有些绝缘。事实上，经济学和幸福的起源并不肤浅。“幸福经济学”之父理查德·伊斯特林在他的《幸福经济学》一书中告诉我们，幸福可以衡量，经济学也可以与幸福有关。
经济学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
经济学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。经济学的英语economy是古希腊语的家政，意味着管理家庭。可以看出，经济学一直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。那么，什么是幸福呢？自古以来，希腊人和现代人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，“中等水平的财富，过上美德的生活，就是幸福”。
早在200多年前，哲学家穆勒就指出，“痛苦的苏格拉底”和“快乐的猪”是不同的极端幸福，代表着纯粹的精神幸福和简单的身体享受。在古典经济学时代，“幸福”或公共福祉在杰里米·边琴等古典经济学家眼中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重视“有效性”，探索人类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幸福自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。
那么，幸福什么时候开始脱钩经济学呢？伊斯特林指出，这发生在20世纪初，与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·帕累托有关。众所周知，帕累托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，但从他开始，经济学家与幸福的关系逐渐消失，这源于他的判断。帕累托认为经济学与幸福无关，但应该关注决策，因为：“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而不是结果的科学。”
帕累托的思想主宰了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，直到二战后，幸福经济学才演变成一门社会科学。除了帕累托个人的影响外，幸福经济学起步较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幸福难以衡量。的确，收入可以用货币来衡量，但如何衡量幸福却让人难堪。毕竟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，关系到感情，关系到性别、年龄、健康等因素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幸福与收入和道德有关。在现代，幸福可以是主观的，也可以是客观的。
由于20世纪民意调查的兴起，幸福最终可以被测量。虽然这些调查对幸福的定义有自己的标准，但一般可以衡量人们的幸福。伊斯特林曾任美国人口协会、经济史协会和西方国际经济协会主席。伊斯特林是第一位探索如何衡量幸福的经济学家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。他最初想证明一个常识，人们通常认为“钱越多，他就越快乐”，但他发现了幸福——收入悖论，也就是著名的“伊斯特林悖论”。
幸福与收入的悖论
幸福-收入悖论是什么？想想看，如果收入增加，你会更快乐吗？你大多数人肯定会回答这个答案。即使在美国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压倒性的肯定，甚至不分行业。然而，伊斯特林指出：“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有时事与愿违。”
1970年代伊斯特林研究了幸福-收入悖论。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是弄清楚“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幸福感”，但结论出乎意料。伊斯特林有两个主要发现：一是在特定的时间点，正如普通人所想，钱越多，收入越高，收入越高，收入的增加就不会伴随着更强烈的幸福。
综上所述，幸福与收入的长期趋势没有系统的相关性。例如，美国的数据是最完整的，但分析结果表明，在过去的70年里，虽然收入实际上翻了一番，但每个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增加，甚至没有下降。相比之下，虽然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如美国，但幸福指数并不低，特别是从1990年到2012年，尽管国内人均总生产增长率不高，但幸福指数呈上升趋势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结论一开始只使用美国数据，然后作者在不同国家的交叉比较中发现了幸福和收入之间的悖论，不仅在国内个人比较中建立，而且在国家和国家之间。例如，富裕的国家通常比贫穷的国家更快乐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幸福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明显。在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，幸福不会增长得更快。
这项研究告诉我们，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或幸福的增加。当收入没有达到临界点时，幸福或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，但当它通过临界点时，收入和幸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。
从这项研究可以看出，经济增长是国民幸福的途径之一，但并非唯一的途径。这在许多转型国家尤其具有参考意义。例如，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发生在1990年10月。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，随着两个德国进入市场经济，人们的幸福应该增加，但结果适得其反。在德国合并的那一年，幸福指数突然下降，20多年后，幸福逐渐恢复。原因是什么？经济变化是一个主要因素：“从1990年到1991年，产出急剧下降，约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，生活满意度崩溃。另一方面，产出下降是企业破产造成的大规模失业。可以说，失业的打击是全方位的，不仅影响失业者，也影响就业者。
伊斯特林发现，除了经济因素外，原有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工作等社会安全网络的崩溃也是核心因素。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政府原本会解决这些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问题，现在都交给市场，自然会带来不安。英国劳动力市场分析专家罗杰·卢姆利指出，在东德原有的制度下，不仅没有失业，没有大的通货膨胀，工作强度低，还有免费的医疗和社会服务，甚至住房和公共交通价格也非常实惠，但这些福利在德国统一后消失了。这使得德国东部的许多人感到幻灭、不利和不安全。当然，随着东西方一体化和东方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人们最终习惯了这种模式，幸福感逐渐恢复。
我的幸福在哪里？
幸福有时与比较有关。例如，有时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满足感，因为当他人的收入增加时，每个人的收入参考水平都会增加，从而削弱他们收入增加对幸福的积极影响。这在低收入国家也不例外。
同样不可忽视的是，人们在研究和现实中都能发现这样的现象，比如有些人有钱或感觉不到幸福，或者有些人没有多少钱。这些现象并不是个案，这可能表明有些人的幸福与痛苦的根源和金钱无关，有些人可能生来就更容易快乐，有些人可能生来就不那么容易感到快乐。
“我的幸福在哪里？在未来的政策中，幸福经济学可能就像作家萧伯纳所说的，“经济学是一门让人快乐的知识”。因此，伊斯特林呼吁第三次革命，即继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之后的幸福革命。前两者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兴起的结果，他认为幸福革命是社会科学的产物。这意味着人们的感受会更重要，希望这是一个经济学更人性化的时代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本书的作者有先见之明。他早就指出，虽然国内生产总值、经济增长等常见经济指标有用，但不能直接作为幸福革命的衡量标准。“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。相反，自由市场经济向经济增长的转变导致了工作、收入、医疗保险和家庭环境的压力和不确定性。换句话说，当社会发生变化时，过去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安全网络被打破，即使经济上升，也可能不足以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。
根据联合国2022年发布的《全球幸福指数报告》，幸福标准包括教育、健康、环境、管理、时间、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。芬兰连续第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，丹麦和其他北欧高福利国家基本排名第一。
如何提高幸福并不是幸福经济学的唯一目标，但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理解幸福经济学的动力，因此，谈论幸福，回到日常生活。那么如何提高幸福感呢？从个人角度来看，也许幸福经济也应该考虑个人因素，比如幸福感很可能与个人感受和基因有关。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，应考虑引入安全网络政策，这也是福利政策逐渐从欧洲走向世界的原因。
幸福的研究还在继续，新的结论也在出现。在这背后，伊斯特林作为“幸福经济学”的奠基人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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